Ostasien Institut Bonn e.V.:

Die Brücke zwischen Europa & Ostasien bei Bildung, Zusammenarbeit, Forschung & Entwicklung

Herzlich willkommen beim Ostasien-Institut Bonn. Das Ostasien-Institut wurde im Jahr 1969 als eingetragener Verein mit Sitz in Bonn gegründet.

Unser Ziel ist die Förderung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Europäern und Ostasiaten zur Vertiefung des gegenseitigen Verständnisses ihrer Kulturen. Tätigkeitsfelder sind Wissenschaft, Technologie, Kultur, Bildung, Forschung und Beratung. Schwerpunktländer sind: China, Japan, Korea, Vietnam und Indonesien.


Nun ist es ein Jahr her, dass wir von Alois Osterwalder Abschied nehmen mussten.

Zu seinen Ehren veranstalten wir am 2. Oktober 2022 ab 19 Uhr im Kammermusiksaal des Beethovenhauses ein Gedenkkonzert.

Weiter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auf unserer Webseite zum Konzert https://events.ostasien-institut.com/programm/ und unter Aktuelles.

 


Das schönste Denkmal, das ein Mensch bekommen kann, steht in den Herzen seiner Mitmenschen.

 – Albert Schweitzer

In Stiller Trauer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Alois Osterwalder

* 19. 02. 1933          † 23. 07. 2021

Alois Osterwalder, Gründer des OAI, prägte den Verein in einzigartiger Weise. Seine Arbeit ist wegweisend und ihm kann nicht oft genug für sein Engagement gedankt werden.

Wir danken Alois für all seine Kraft und Energie und werden sein Andenken in Ehren halten.

 

Auf der Webseite des Bonner General-Anzeigers finden Sie die Traueranzeige für Alois Osterwalder. Dort haben Sie die Möglichkeit, eine Kerze für ihn zu entzünden: https://trauer.ga.de/traueranzeige/alois-osterwalder

 

纪念欧先生

(一)

大凡在上世纪末之前到波恩留学的华人、韩国人,大都听说甚或认识欧先生。一位名为Alois Osterwalder的、已故的瑞士籍耶稣会神父。作为出生于博登湖畔一个瑞士农庄大院的孩子,他早年入耶稣会,读神学、汉学,幻想着步那些如利玛笃、汤若望、龙华民等耶稣会先贤们的后尘,到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去,作一名铺架东亚和欧洲理解与交流桥梁的筑路工。盘点他的一辈子,很有这么几件事值得一记:20世纪60年代,与几位汉学家在波恩创立了Ostasien-Institut e.V.;6、70年代邀请音乐家史维亮搜集、整理台湾原始部落民族音乐并与一位日本学者合作,创立“日本研究”;80年代与南昌大学和江西省科技厅、教育厅合作,创建江西-东亚院食品生物工程联合研究院;21世纪第二个十年,把自己收藏的一整套京剧装和当年东亚院整理的高山族音乐赠送给台湾师大。

德中文化交流的大事,至少可以追溯到享有“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盛名的德国男爵莱布尼茨及其同时代的传教士,而18世纪开始的德中关系却只是昙花一现,迅速淹没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硝烟中。二战后德国被分成东、西两个国家。如果说东德于49年10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追随苏联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线形成的必然,那西德与中国直到1972年才建交,不能不属于东、西方缓和国际关系以及希望了解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并使它加入国际阵营的必然。其实早在1968年代,在美国出兵越南、古巴危机以及苏联出兵波兰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西方出现的“毛热”,就显示出这个趋势:认识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欧先生联合法学博士石壁戈(Walter Spiegel)、汉学博士乔伟以及一位日本学者和耶稣会的一些好友,于1969年在联邦德国政府所在地波恩建立了Ostasien-Institut e.V.,简称东亚院(OAI)。宗旨是增进东亚与欧洲的交流和理解。东亚院的中文译名式样比较多,直到1988年江西-OAI食品生物工程联合研究院在南昌大学诞生,才确定为“东亚研究院”(简称:东亚院)这个中文译名。东亚院初建时,德中尚未建交,虽然筹建者都精通汉语,但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经济、技术发展的研究和介绍,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对高山族民歌的搜集、整理也是这个时期进行的一项工作。年轻的音乐家史维亮走访了台湾原始民族村村村寨、遍访老人,搜集了许多濒于失传的民乐、民歌,用老式录音机录制了几十盘沉甸甸的录音带,把这块儿几近遗忘的文明保留了下来。进入21世纪后,高龄的欧先生在清史学者黄博士的帮助下,把这些珍品连同他收藏的整套京剧服装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无偿地捐赠给台湾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台湾师大为这些捐赠品建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博物馆(2019年10月我特意去参观了一次);不久前宜兰县大同乡寒溪村还举办了泰雅族歌谣发布会。为了表彰欧先生的这种精神,台湾官方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和一个文化奖。台湾师大以欧先生之名开设了一个系列讲座。2022年10月2日晚上东亚院与台湾一起,将在波恩贝多芬音乐厅举行一个音乐会,以纪念欧先生——这位已故的东亚院创建人,并感谢他为东、西方交流、理解以及华夏文明传承和保持所做的贡献。

纪念欧先生

(二)

钟情于江西这块儿红土地

1972年,施密特率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团正式访华,欧先生的挚友——石壁戈,也是东亚院的创建人之一,90年末代出任东亚院董事长(院长)——作为记者随团前往。随着西德与中国大陆的邦交正常化,东亚院的重点转向这块古老沧桑的黄土地。作为耶稣会会士,欧先生的第一个尝试就是在北京重建辅仁大学。辅仁是1925年本笃会在北京创建的一所天主教大学,1952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61年,圣言会、耶稣会与台湾主教团在台北复校,成为台湾的综合大学之一。要在北京重建辅仁大学,而且是在80年代,这对于耶稣会会士的欧先生,用蛇吞象来比喻绝不为过。欧先生也是中国通!关系!辅仁老校友中人才济济,譬如已故共和国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尽管是一件大好事,虽然有举足轻重的校友,可外国教会在京办学,尤其是改革初期,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就在欧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不知所措、准备收拾行李回返波恩之际,江西省闻讯赶来。老区人民也许有许多事情可以和国外合作,只要有益于江西的发展、建设。江西是老区、中国的农业大省之一,人多地广,经济发展比较慢,经过几个回合的会谈,江西在欧先生的心中扎下了根。由此之后,欧先生每次外出、搬家,总带着江西地图,逢客来访,他都忘不了介绍诸如八大山人、白鹿书院、禅宗、三江湖等这些江西的山水人情。

1988年,江西省教委、科委和南昌大学与东亚院终于达成初步意向,合作建立江西-OAI食品生物工程联合研究院(简称“中德联院”)。地址设在南昌大学校园内,合作时间15年,东亚院作为德方代表, 提供600万马克投资,并为江西在德国培养10名食品生物工程方面的博士。按当年德国驻华大使费舍尔博士的说法:中德联院的诞生是一个奇迹!欧先生却没有住足于此,在中德联院落成后,他继续奔波,先后说服德国的几个部门,资助在中德联院的基础上,又以600万马克的投资,修建了一个的食品质量测试中心。这两个项目配套在一起,从而在南昌大学院内形成了一个在大陆名列前茅的高水平食品工程中心。与此同时,在江西的三江湖改造工程上,欧先生还使出浑身解数,协助从德国争取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以援助水土流失和环境改造。

从八十年代起,在江西这块儿红土地上,欧先生溶入了他自己人生的最重要时期。在1991到1996的这15年正式合作期间,中德联院,尤其是学成后回到南昌的三名食品生物工程博士生,以自己在专业邻域所结出的累累硕果,还有整个联院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成就,仅仅那多项的专利和大批的青年学生,就足以令欧先生欣慰。欧先生的妹妹总说,“中德联院就是欧乐思的爱子!”着实,他心中总记挂着联院、江西。2019年,趁参加四川音乐学院主办的王光祈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机会,我陪年迈的欧先生从成都前往南昌,完成了他在建院三十年时再看看的心愿。感谢中德联院为我们提供了在南昌的食宿住行,为欧先生召开了一个成果汇报会,并参观了实验室和成果展。在南昌,许多当年的老朋友也前来与欧先生一聚,共忆中德联院的诞生、发展史。中德联院给江西乃至中国食品生物工程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欧先生的功德!南昌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德联院中方董事长周先生感慨地说。人生几十年,能做一件真正能让别人记住的事情,不易!中德联院这一件就足以令欧先生自豪!

欧先生常说,东亚院在江西所做的这些,是这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有拉伯(Raab)、石壁戈、乔伟,还有作为东亚院代表长期工作在联院的化学博士汉斯和物理学博士白起等。除了联院的工作之外,汉斯还投身于希望工程,为老区人民还做许多实事。在1996年联院移交南昌大学后,欧先生还几次重返南昌,寻求新的合作机遇。值得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惦记着“他的孩子”,想着这快儿红土地。

 

纪念欧先生

(三)

我与欧先生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欧先生的,从此一直保持着联系。从慕田峪长城到博登湖、阿尔布斯山,我们共同走过了中国、瑞士的许多地方,其中包括他在博登湖畔的家乡以及我的黄土高原故土,彼此无话不谈,情同师友。东亚院从创立以来一直到江西-东亚院的许多事情,都是我们聊天时谈到的,而我是1997年接替欧先生接任东亚院的行政管理工作的。

欧先生不仅仅钟情于江西,也帮助了许多当年的留德华人学生、学者。我是其中的一位。说来话长:作为一个黄土堆里长大的穷孩子,我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就喜欢找个清静的地方看看书,格物致知。80年代北师大哲学专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除了兼点儿德育课外,主要精力做党政工作,六天工作日,大大小小的会经常是一周多达12个半天,还不算晚上的学生工作和座谈。也找各方面的领导谈,可组织有安排。借用当年哲学系主任陈老师的话,“我们都认为你更适做行政管理”。没脾气,那就自己找出路!初到波恩,作为自费留学生,我埋头学德语和打工,因为早点儿一家三口团聚是短期目标。虽然对诸如学生会这样的社会工作绝不染指,可老朱同学接替她负责欧洲俱乐部有助于找房子的游说,还真打动了我。

所谓的“欧洲俱乐部(Europa-Kreis)”就是波恩大学的一个大学生俱乐部,也是中国留学生聚会的一个松散组织(也有德国、韩国甚或其他国家学生参加)。欧先生是这个俱乐部的顾问。一个月组织那么一次活动,通常在名为纽曼豪森的天主教学生宿舍或者院子里的那栋小楼的地下活动室,波恩天主教学生宿舍管理部门就在那里,他们给活动者们通常提供饮料、烧饭的场所和用具,甚或聚餐补充。留学生聚在一起,除了海阔天空,一个兴趣点就是吃饭和旅行参观。这对于90年代初叶的中国留学生,能有一个意思意思还是很有必要的。欧先生是天主教的神父,更是中国通,留学生举办这类活动的资金来源,通常的都是他找来的,而且有求必应(其中包括当年中国学生会的一些活动)。我向他第一次提出帮助要求那是在93年初,具体的就是:可否为中国学生去罗马寻求资助。这也是我接替老朱同学做欧洲俱乐部主任后做的一件皆大欢喜事儿。回想起来,组织中国学生去罗马的主意,似乎是聂博两口子支的臭招(其实我们还组织了诸如特里尔等地的旅行,因为我们夫人是教授旅游地理的)。待我们冒昧地向欧先生提出后,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为我们争取资金补助。对于一辆旅行大巴,报名的中国学生人数不足,我们便和韩国学生一起,构成了一个大约50余人的波恩大学中韩留学生罗马旅行团。一周的意大利旅行,费用基本上由教会承担。欧先生不仅为我们申请资金支持,而且在办理去意大利的签证、联系旅行大巴、参加梵蒂冈弥撒、教皇接见、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的中国神父导游等方面,给我们以鼎力帮助,令所有参加者都非常的满意。

说句老实话,欧洲俱乐部主持人的差事我只干了一年,可为了意大利之行,这个义务劳动真没少花时间!夫人的话,有乐就行!通过组织意大利之行,我和欧先生真正地认识了。我翻阅了书房的相册,似乎到我卸去欧洲俱乐部主任一职为止,我们和欧先生还没有一起照过像,充其量也就找到一张中国学生去特里尔时,应老朱母子之邀与欧先生有一张合影。

 

纪念欧先生

(四)

我们家与欧先生

通过出任欧洲俱乐部主任,虽然并未在找房子方面直接获益,可我们结识了欧先生这位天主教神父。胡兰说:与欧先生的认识和交往,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此话不无道理。

说真的,经欧先生洗礼的华人、留学生不止一位,其中包括我儿子、女儿,但我没有,因为我无法认同上帝创世的一神教,尽管我对《圣经》和天主教的许多论理道德规范还是蛮认可的。欧先生也和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我是一位没有接受洗礼的纯粹的教徒。我把这话权且理解为对在下人品的肯定,因为在欧洲俱乐部主持的任上,尤其是组织中韩学生去意大利、特里尔以及举办如“德国记者”等讲座、讨论活动方面,费神出力花了不少时间,回报的也就是参加者说一声,“老许辛苦了,谢谢你们两口子!”

儿子申请赴德签证的事情使我们与欧先生开始走近了。我是89年自费来德国留学的,那时是一万马克自保。变卖了家里的全部电器并掏空了夫人的二老及两姐一弟的兜之后,我们凑够这个数。一年后,我又得到波恩大学语言班的哥们伊里奇和上海科学院访问学者王博士的鼎力帮助,凑够自保数,把夫人接到波恩。可到了儿子这里,情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两个自费生,假期打工也就勉强够自己维系念书生活,接孩子来所需的基本生活保障我们无法提供。德国驻华使馆签证处的答复就不言而语了,即便是家庭团聚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士属于人权的基本内容。夫人的朋友安娜几次三番询问波恩移民局无果。欧先生获悉后,趁中国出差之机,拿着材料去找德国驻华使馆签证处。他的朋友事后说,没想到待人挺和善的老欧好凶啊!在他及其朋友的帮助下,儿子终于获得了家庭团聚的签证。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答谢,我们请欧先生到寒舍品尝了一顿刷羊肉。当儿子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时,欧先生做了他的教父。而我女儿的洗礼,更是欧先生一手经办的。就连我侄子赴洛桑的音乐深造,顺利完成学业,也得益于欧先生的无私帮助。

其实,随着我进入东亚院,尤其是97年欧先生卸任返回故乡,我接替他负责东亚院的常务管理,我们之间的私人交往更频繁了。除了工作之外,瑞士成了我们度假的重地,而波恩也同样成为欧先生度假的圣地。在瑞士,我们多次访问他的故乡,结识了他的兄弟姐妹、家人邻里,而他也在波恩参加了我们家的许多私人聚会,如我儿子和女儿以及我们两口子的生日派对。即便是我们在波恩以及他在瑞士举办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基本上相互邀请参加。用夫人的话说,我和欧先生有太多的共识,尽管都很固执。

随着贝多芬故居纪念欧先生音乐会的圆满结束,欧先生人生句号出来了。如同他逝世所留下的安详沉睡一样:这一页翻过去了。对于我何尝不是如此,从接替他负责东亚院工作,转眼也25年过去了。回头看,东亚院这个平台不错,借着它我也做了几件事:德中高技术企业合作;文化教育交流促进;受北威州教育厅特许进行“中国高中毕业生实验项目”;把江西-OAI联院的合作进行到底。在这几项工作中,最热衷的是“实验项目”,从1999年到2004年,从国内招了一百多名学生,其中的绝大部分在德国都进入大学,在所选专业都拿到学位(也有不如意的)。说到底,出国留学与大浪淘沙有一比。如果把拿学位作为目标,最后真正摘取这个桂冠的终归是少数。据亚琛工大外办介绍,外籍学生最终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能拿到学位。这并非完全取决于智商,更多地在于读书的兴趣,是否愿读书,至少在德国如此。

随着06年3月教育专家座谈会在波恩的召开和拍摄电视记录片《莱茵河畔的留学报告》,我也给自己做了总结:东亚院的平台太大了,我能搬得动的也就一张书桌。著书立说需要大量的资料查阅和长期积累,而德国市场上出现的书籍日新月异,其中许多都令我有相见恨晚、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是啊,开放的黄土地也需要这些新的思想观念。由此,我把注意力转到翻译德文著述和写作上。每每想起在德国所做的这点儿事,其中无不都泛漪着欧先生的身影。

Xu Wenmin